2006年10月19日,星期四(GSM+8 北京时间)
浙江法制报 > 第八版:案卷 改变文字大小:   | 打印 | 关闭 
由浮躁开始的自毁之路
李新玲

 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,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楼内发生了一起犯罪嫌疑人持刀挟持一名6岁男童,并向其家长索要5000元钱的恶性事件。快速赶到的警方与挟持人经过40多分钟的谈判周旋后,人质被救下,作案男子也被警察抓获。
  让警察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名叫刘强(化名)的作案者竟是一名毕业于某名牌高校3年的毕业生。
  挟持儿童是因为失业一个多月的他,口袋里只剩下22元钱,房租也已经欠了一个多月。让办案警察感到痛惜的同时,刘强对法律的无知也让警察们非常惊讶。在看守所里,刘强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严重犯罪,还幻想着过几天就能出去。
  到底是什么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送进了看守所?
  1999年,刘强从河北农村考入南方某大学药学专业。他一时成了家乡的骄傲,因为那个村子少有大学生。但是,因为父母身体不好,家里一直不富裕,刘强上大学的学费和住宿费,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。
  到了大学,刘强看到有的同学花钱非常大方,再看自己花着家里借来的钱,心里很不平衡。因为总还不上债,债主有时会到家里要钱。刘强一想到父母年龄大了,身体又不好,还因为自己受委屈,心里很难过。大一下学期,他提出退学,想去打工挣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经过学校老师和家人的劝说,他才平静下来。
 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,他申请过助学贷款,也通过勤工俭学解决自己的生活费。送一袋牛奶一毛钱,他坚持过一个学期。
  毕业后,通过应聘,刘强来到天津一家有名的制药集团从事产品研发。刘强当时每月1400元工资,公司提供宿舍。其实这些工资加上其他福利,一个人生活不成问题。但他总想着多挣一些钱寄回家,因为妹妹刚离了婚,身体也落下了病,家里更困难了。刘强觉得,自己在这家人才济济的企业提薪提职无望,干了一年多,便辞职了。
  因为是学药学的,也知道药品销售利润很大,刘强来到浙江,应聘一家医药企业的医药代表,他说做这行一是想挣钱,二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。但由于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,也非常看不惯医生吃回扣的现象,他的业绩一直不佳。干了一年多,刘强决定回天津,因为他硕士毕业的女朋友在天津工作。
  虽然很清楚自己有点木讷的性格不适合做销售,但看到医药领域确实有人赚到了钱,他和自己较上劲了:“别人能干好,我也能干好。”回到天津后,他又做了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。他也试图改变自己,但是一想到给医生的回扣,会高价转嫁到病人身上,也包括自己疾病缠身的父母时,就拿不出手。为此,他还被同事称为“铁公鸡”。4个月后,他没有通过转正被辞退了。
  此时,他又一次认识到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做销售,准备找一份研发的工作。但是这些工作给一名本科生的工资都较低,而他的目标是月薪2000元以上。没办法,他又应聘到一家公司推销化工产品,但是结果一样,3个月后他又被辞退了。
  在失业的一个月里,他在3人合租的房子里翻阅报纸找工作,但找的还是月薪2000元以上的;到市场上看过苹果的价格,想把家乡的苹果弄到天津来卖,目标也是如何一下子赚几千块钱。当他口袋里的钱只剩下几十块钱时,还是如此。
 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些部门为创业者提供小额贷款,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虽然有户口,但没有工作、没有住房,就觉得与己无关,并在潜意识里认为,那些贷款是提供给低学历、低收入的市民,不是自己这样的大学毕业生。
  想到工作3年过得还不如大学时好,想到自从离开那家制药集团后就再也没有能力给家里寄钱,刘强非常失落。思来想去了好几天,刘强突然想到现在城市家庭都是一个小孩,家长舍得给孩子拿钱,而且小孩好对付。于是,他买来绳子,找出一把刀,开始在附近转悠找目标。他想好了找小孩家长要5000元钱,甚至想如果人家给少点儿也行,就用这几千块钱先把欠的房租交上,再给家里寄些钱。
  10月4日作案后,发现小孩家长报案后,他又把价码提高到1万元,并要挟警方准备一辆汽车让他走,否则与小孩同归于尽。
  “我干事情不踏实,好高骛远,太急于赚钱了。”在看守所里,刘强这样总结自己走到这一步的原因。
  当有人问刘强:“你口袋里快没钱的时候,怎么不和女朋友说说,或找以前的同事借点?”他的回答是:“怕女朋友伤心。另外,自己干得不好,找朋友借钱没面子。”

  如果换一种人生态度
  刘强作恶的原因是像他自己总结的“干事情不踏实,好高骛远,太急于赚钱了”吗?似乎有一定的道理,但又不全是。因为他很多个成长环节是可以改变的,或者说换一种人生态度,都不至于此。
  到制药集团工作,与硕士、博士比起来工资低,刘强接受不了。但他如果想想企业给予报酬,是看一个人的贡献,看看自己给企业做了什么,也许就心态平衡了。
  看到药品推销利润高,去做医药代表,第一次失败后,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这行,但还是以“别人能干好,我也要干好”鼓励自己干下去。如果第一次失败后就快速转行,结果不会三次失败。
  关键一点,上大学时,他可以送牛奶,一毛一毛地赚钱,毕业后,无论到了口袋多么紧张的时候,他依旧坚持自己的“底线”:要月薪2000元以上的工作。这其中当然有给家里寄钱、想结婚买房等因素,但也存在脱离社会实际,把自己大学毕业的身份定位得过高的问题。
  当他决定作案时,只是幻想钱到手后怎么用,假如稍微设想一下法律后果,也许就能说服自己不去实施违法行为。连办案民警都奇怪,刘强的法律意识竟如此淡漠和缺乏。
  刘强是个个案,但他成长路上的各个环节所出现的问题,值得当代青年人警惕。